我的高中是在长阳九中读的。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，我们长阳九中是全县所有高中中最差的一所学校。从我们那届之后，那所高中就彻底消失了，改成了一所初级中学。而且进高中的时候，我们还得补习初三的内容。因为当时说是有个什么课改，得把大学的某些内容加到高中来。只读了五年小学，二年初中的我们得补习一年初三的内容。这一切或许怪我的“命”不好吧。据一次算命先生说，我读书机会不好，得靠自学成才。因为我的初中是在我们村读的。那时，我们村只有办小学的水平，办初中的师资力量显然不足，教我们的英语教师连26个英语字母都发音不准，因此上英语课的时候，我们的英语老师就只能教我们唱歌。其他课程也几乎一样，过去教小学的老师教我们初中的课程。这样，初中升高中时，我这个第一名的成绩也不理想，只能按照当时的划片划到了九中。我们村的初中也就仅仅办了我们那一届，从我们那届之后，我们村的初中也就拆了。

　　如果仅仅只是这样倒也罢了。上高中后，我老生病。记得开学后不久，我就出了一场麻疹，整整耽搁了我一个多月的学习时间。最初发病的时候，我也并不在意。农村的孩子么，对头痛脑热的也不上心，心想抗一抗也就好了。所以最初出现疼痛、浑身发热我还在坚持上课。没想这次不一样，大约坚持了一个星期后，接着呼吸变得困难，喉咙疼痛。浑身乏力，不想吃饭。即使这样我还是在坚持。就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，我就倒下了。第一次倒下是早晨起床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起不了床了。我就叫我的同铺给我们的班主任鲜于老师请了假。同铺出去后，我就听到了第二遍铃声。也就在第二遍铃声响过不久，鲜于老师就进了我们的寝室。一进来，鲜于老师就说孝荣你怎么搞的？我说浑身无力。说着话的功夫，鲜于老师就来到了我的床前。他先是在我的床前坐下，然后伸出一只手在我的额头上摸了一下，然后说哎呀，你得去弄药，烫得就像火炭。说过又问，你自己能不能走去？我说能。鲜于老师又问，身上有弄药的钱吗？我说有。鲜于老师就站起来说，我去拿点药来，你先把烧退一下，然后再去镇上弄药。我说嗯。鲜于老师就出去了。这样过了一会儿，鲜于老师就重新走进来，一只手里捏了两粒药，另一只手里端着一杯冷开水。然后走到我的床前把我扶起来，说，来，我给你喂。然后就把我扶起来让我把药喝了下去。喝下后，鲜于老师又重新让我睡下，并给我掖好被窝，说你睡一会儿烧就退了。退了再去弄药。我说嗯。鲜于老师就出去了。

　　喝了药，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，我就觉得我身上的烧正在逐渐退去，然后就坚持着爬起来去了镇上。镇叫渔峡口镇。从九中到渔峡口镇有大约五里路的下坡。去的时候，我依旧感觉天昏地转，头疼得厉害。呼吸也异常困难。走上一程就得坐下休息一会儿才能再走。这样走走停停，一趟药弄回来就是下午时分了。当然也就是这次弄药，我才知道我的病并不轻。给我诊断的医生说你这是麻疹，得让全身的斑丘疹长出来才能好。我给你开点药，你回去睡在被窝里把被子掖紧，注意不要掩风。掖风就会反复。我说嗯。然后就往学校走。没想就在我艰难地走回学校时，我就看见鲜于老师站在学校旁边的那个山包上望我。一见到我，他就说怎么样？看了吗？我说看了。说过了我又说，这次我得请假。医生说是麻疹。鲜于老师说那我给你大队书记打个电话，叫你爹来接你？见鲜于老师这么说，我也就只能答应。因为在回程的路上，我是打算自己赶车回去的。因为我知道，我的父母在队里上工很忙，抽不出时间来接我，所以我就不想让他们误工。而从九中到我们家很远，得走十五里山路，然后赶三十多里车到渔峡口镇上，再走五里路才能到学校。这一来回，我爹就得误两个工。说过这话，鲜于老师把我送回寝室，看着我睡下去，说你放心，我这就去打电话。你安心地养病。养好了再来学习。我说嗯。鲜于老师就走了。

　　我爹是在第二天来的学校。来的时候，我的颈部、裆部就已经有红色的斑丘疹出了出来。我爹一见情况不对，就找附近的农民借了一个背架，再用一床被窝把我紧紧地包上，于第二天把我背到镇上搭乘班车到柿贝。然后从柿贝把我背回了家。

　　回家养了一个月病，我的病就好了。来到学校大约上了几个月时间的课，鲜于老师就调走了。有的说他去了另一所高中，有的说他调到了县里。但具体去了那儿我也并不知道。也就是从那里以后，我就再也没见到过鲜于老师了。但随着时间的流失，鲜于老师的形象却越来越在我的心里鲜明了起来。尤其是他当时给我喂那两片药给我带来的温暖，至今记忆深刻。如今想来，那不过是一种极为普通的阿斯匹林。但就是鲜于老师的这个举动，使我明白了什么才是“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”的真正含义。

投稿作者署名:陈孝荣(湖北省长阳); 收稿日期:2006年10月20日